“家长里短”中的“血与泪”

2023-08-27 19:12:13来源：羊城晚报

(相关资料图)

□张铭桐陶俞佑

郑振铎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，虽然他不以小说创作闻名，但其小说依然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。在他的小说里，家庭题材的作品数量尤丰。这些家庭小说多以质实的笔调叙写“家长里短”，却并不流于单调乏味，而是以特殊的方式呼应了郑振铎“血泪文学”的号召。

正如郑振铎在自序中所言，他“对于旧家庭、旧人物，似乎没有明显的谴责”。在《书之幸运》中，他叙写了家庭中的矛盾，但并没有强烈的批判倾向，而是以平实的笔触呈现这一日常且正常的现象，再现夫妻之间争吵后又和好的始末。郑的家庭故事里，有不少篇目是在对生活琐事的书写中、在“未免的几分眷恋”中显露出淡淡的温情。《猫》也是一篇体现人道主义温情的作品，“温情”的背后折射着现实问题。

《猫》是郑振铎小说集《家庭的故事》的第一篇。与重在揭示旧秩序之罪恶的家庭小说不同，《猫》的字里行间并没有流露出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判，只是呈现出家庭的日常小事和“我”置身其中的所感所思，从中可以看到隐于家庭琐事中的人性与阶级问题。通过书写“我”与家人三次养猫又三次失猫的经历，作者自然地将对人生与人世的思考包含其中：“我”家的人看似十分爱猫，但细思之下即可发现，这种“爱”其实是功利之爱，其本质不过是为了取悦自己。当第一只猫“忽然消瘦了”，行为出现异常时，“我们”虽然“很替它忧郁”，但在行动上却只是“设法逗它”，并不曾尽力改善其身心状况，没有发乎内心的关切之情。第二只猫亡失时，“我”虽“诅骂着那个不知名的夺去我们所爱的东西的人”，但这一想法也恰从侧面表明：在潜意识中，“我”不过将猫视为某种“东西”，某种物品。第三只猫外形丑陋、个性忧郁，不仅无法像前两只猫那样凭着活泼可爱的特性讨得人的欢心，反而无辜受冤，成为人们发泄怨怒的对象。

在小说中，第三只猫的遭遇与张婶的经历彼此映照，具有某种对应性。芙蓉鸟被吃后，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，第三只猫被怀疑为食鸟凶手，由此遭受“我”的棒打，家中的佣人张婶也因“没有看好猫”而备受责备。作者专门将笔触伸向佣人的受责，通过微小的细节，揭露以张婶为代表的下人在“我”家的地位。在“我”家中，“我”和家人是“主人”，是权力关系中的上位者，而张婶是佣人，天然地处于弱势地位，即使“我”的妻子不明真相地斥责张婶，张婶也“不能有什么话来辩护”。猫在无辜受打时难以为己申辩，张婶面对“主人”的责备也唯有保持沉默，二者具有惊人的相似性。这种相似为小说增添了一重隐喻意味，“猫”被赋予了更广阔的象征性，与以张婶为代表的下人，乃至广大社会上的一切弱势群体，产生了内涵上的交叠。此种隐喻使小说产生了更深广的意涵，也体现了作者对幽微人性的深刻洞悉和对现实人世的自觉反思。

1921年6月，郑振铎在《文学旬刊》第6期发表了文章《血和泪的文学》，在此文中旗帜鲜明地呐喊“我们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学，泪的文学，不是‘雍容尔雅’‘吟风啸月’的冷血的产品。”这种号召并不是完全否定其他题材的作品，只倡导书写出“血”和“泪”，而是强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文艺创作者们当肩负起时代的使命，关注现实之困，以“革命之火”“青年之火”照亮变革的道路，给予挣扎的世人以力量。

细察以《猫》为代表的作品可知，郑振铎倡导的“血泪文学”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堆砌血腥暴力、痛苦悲伤的元素，而是通过细腻的文字展现世间百态与复杂人性，重要的是包含个人对人生人世的积极关注、独特思考与真挚的情感。“血与泪”的呈现不是僵硬的理念灌输，而是在对现实生活有细致观察与真切感受的基础上，在文学中发出“生的呼声”，自然地发露情思，以文章照见人世，照见人生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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